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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武汉的18年:当市长视察曾被人赶出来
发布时间: 2013-10-29       

我不参加“文革”活动,一心搞调查、看书 

  

  1968年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后,我被分配到武汉市葛店化工厂工作,到1986年调任江西省长,在武汉前后18年半,从一个普通的技术员成长为党的高级干部,亲历了上世纪80年代风起云涌的改革浪潮。四十多年过去了,经历的许多事情逐渐淡忘,回想起来,脑中浮现的只是一些星星点点的记忆。 

  

   19684月下旬,我到葛店化工厂报到,被分到维修车间仪表组,这个组一共才十几个人。厂里仪表很落后,没有自动控制系统。当时还在搞“文化大革命”,厂里乱哄哄的。我不参加“文革”活动,一心搞调查、看书。心想,生产总要恢复,仪表和自动化装置必不可少,今后还是有大量工作可做的。 

  

    这年下半年,我找到分管技术的革委会副主任才大勇,要求拨些钱给我们搞生产过程的测量和控制。他说:“你搞出点儿名堂给我看看,再考虑给钱的事。”我在锅炉车间,看到操作工24小时眼睛盯着水位计,手不停地动给水阀,就想搞一套水位控制系统,既可以省掉操作工,又可以确保锅炉的安全。这样,我就开始自学DDZ-1型自动化装置,并设计测量及控制系统,但有一个问题一直解决不了。一天中午睡觉时,在梦中想通了,我立即跑到车间,把一条线添上,这个三冲量复杂的控制系统,就从理论上打通了。水位、给水量和蒸汽流量的比例关系,通过计算和调试也解决了。经过几个月的设计、安装、调试,终于成功了,受到工人和厂领导的好评。在葛化,我由技术员干到车间主任、厂党委委员,后来又担任了分管技术的厂革委会副主任,共在这里工作了八年。其间,许多人从不同方面给了我很大的帮助,有些人成为我终生的朋友。 

  

我家的门从不上锁,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可偷的东西 

  

    在市科委任副主任兼科协副主席时,我的月工资是72元,爱人是38元,一家七口靠这些工资过日子,还要接济一些老家的亲戚,手头拮据得很,酷热的夏天我们也从没买过一个西瓜吃。市科委行政处有个小张,看到我儿子穿着旧衣服,背着破书包上学,我长年穿着那几件褪了色的布衣,脚上穿解放鞋,十分感叹:“真没想到吴主任这么穷!”有年夏天,他给机关买西瓜,车过家门口,抱了两个给我的孩子们吃。看着孩子们高兴,我很感动,孩子们把西瓜吃了,剩下的西瓜皮,爱人用它做菜吃。这么多年过去了,我们全家总忘不了他这个情。 

  

   19833月,我当了市长,家里还是很穷。爱人当时在学校教书,总是下课回家时,到菜场去买便宜的菜。下午五点后去菜场,一角钱可以扒一堆,吃不完就用绳子挂在阳台上吹干做咸菜。我家的门从不上锁,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可偷的东西,懒得防盗。 

  

    用现在年轻人时髦的话说,我们那时是货真价实的“月光族”。夫妻俩的工资几乎每月都花光,一般在月末买一次肉吃。为了节约,儿子读书的灯是15瓦的,因此小孩眼睛高度近视,想到这事至今仍感内疚。 

  

    当时,孩子们很想看电视,又没钱买,于是凑钱买零部件,自己动手装了一台黑白电视机。虽质量不好,图像声音不稳,但总算有了一件“像样”的家电。这台电视机至今还放在老家,也算是一件“古董”吧。 

  

    当市长后,每天早晨骑自行车上班,在路边早点摊上买三两热干面吃,一年到头,几乎天天如此,所以有人背后叫我“热干面”、“三两”。我知道后笑一笑说:“热干面好,便宜,大众化,这个绰号不错。”我的“遭遇”引发对窗口行业态度的大讨论。 

  

    记得刚当市长不久,一大早我骑自行车查看完民众乐园场馆,返回政府机关途中,天突然下起大雨,我没带雨具,便躲进街旁的一家药店避雨。没想到,店里的售货员见我其貌不扬,黑不溜秋,一副乡下人打扮,硬是把我从店里赶了出来。我没有分辩,走在雨中,一阵心痛:没有善良和宽容,武汉能成为一个开放型、国际型的大都市吗?后来,还有好几次,我在不同的地方遭遇过类似的“礼遇”。那段时间,外地来客对武汉的服务态度也颇有微词,我感到压力很大!武汉市的服务工作没抓好,我这个当市长的挨骂也活该。这也让我下决心整治“窗口”行业的服务态度。我把自己在武汉港十五码头的“遭遇”,通过媒体曝光,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响,由此展开了一场全市人民参与的大讨论,有力地推动了各行各业服务态度的整改和服务质量的提高,改善了武汉市的形象。 

  

    武汉是一个老工业城市,如何增强企业活力,对武汉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。搞好企业,关键是要有一大批优秀的经营管理人才。当时,我们通过改革选贤任能,不少多年经营不善的企业很快改变了面貌。1985年武汉市聘请格里希当武汉柴油机厂的厂长,中央很重视。后来我又发现一个现象,武汉有的企业,因领导去得多,作的指示也多,企业无所适从,经营一塌糊涂。而有的企业没领导去,却发展得很好。我知道后说:“领导到企业去,讲的话或作的指示,企业领导听一听,不要太当真,作主的是你们自己。” 

  

万里同志高兴地说“小吴,你不是滑头” 

  

    上世纪80年代初,武汉的城市人口就有近400万,居民吃菜问题是历任市长的心病。记得19833月全国人代会期间,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同志在中南海召开座谈会,我应邀参加,他说:“要改革,不然武汉是活鱼变死鱼,死鱼变臭鱼。”我说:“不会的。”他说:“你很年轻,要真干!”我们痛下决心改革体制,放开市场,放开限价,让农民进城,激发菜农的积极性,允许并鼓励自留地的菜上市。同时允许外地的蔬菜进汉,加上“春秋两淡”我们积极组织外菜补充救市,政府再拿出部分资金平抑菜价,终于放活了市场,富裕了菜农,保障了供给。 

  

    1984年,万里同志到武汉来,我陪他到农贸市场视察。他看到活蹦乱跳的大鱼,十分高兴,说:“小吴,你不是滑头。” 

  

两次帮着名杂技演员夏菊花把信转交给总理 

  

    我40年前在武汉葛店化工厂工作时就认识夏菊花,她是着名的杂技演员,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,不仅演技精湛,而且人品好,事业心强,为我国杂技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。我离开武汉后,她要我帮过两次忙。2001年全国人代会期间,她找到我,说要在北京搞一个国际杂技大赛,需要600万元,她给朱镕基总理写了封信,要我帮她转交。我对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王忠禹同志说:“这是夏菊花的信,她名气很大,脸皮很薄,建议总理支持一下。”朱总理很快批了。后来,我听说这个大赛办得很成功。2008年,她又找到我,说希望在北京建一个国家马戏院,她给温家宝总理写了封信,又要我帮忙转交。我只好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:“夏菊花已七十多岁了,当了27年中国杂协主席,很想建一座国家马戏院。如能批最好,如不行,建议批得缓和一些,否则她会哭鼻子。”并请秘书小余把信送去。三天后,温总理批了,把她乐得不知说什么好。一再说“温总理这么重视杂技事业,我们非常激动,麻烦你一定向总理转告杂技界同志们的衷心感谢”。 

  

    在武汉的18年半,是我踏入社会的起步阶段,也是我人生的重要一程。我在那里做了点儿事,得到过帮助,得到过认可,感受到了善良,也经历过艰难。我十分感谢武汉人民给予我的一切!  

(摘编自《闲来笔潭》 吴官正)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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